一、刀尖上的舞蹈
2008年4月2日10时许，来自四川开江的新莞人杨保万、朱晓雪夫妇再次到东华医院产科进行例行的孕前检查，此时朱晓雪已怀孕32周。与一般孕妇不同，在朱晓雪高高隆起的肚子里隐藏着一个惊喜，四个即将出世的宝宝正酝酿着掀起最后的胎动。
疼痛、宫缩开始。朱晓雪出现了临产症状。在待产房里，她丝毫没有生产的心理准备。“我怀孕才220天，本来是想乘着清明前来医院孕检的”，她说。
好在医院有准备。下午一时许，医院迅速组织起包括产科、新生儿科、神经内科、外科、ICU等科室专家在内的治疗组，会诊结论：须即时实施剖腹产术娩出胎儿。待产室里，20多名专家分成5个手术小组，由产科刘丽副主任医师所在小组实施剖宫产术，其他四组准备意外时实施抢救。下午三时许，四兄妹诞生，杨保万悬着的心稍稍安静下来。
在普通人眼里，四兄妹的诞生有如神话，是高贵生命的舞蹈；然而我院产科周皓云主任在欣喜的同时，却隐隐地担忧着。
“自人类有医学记录起，一次孕育五胞胎以上且全部成活的病例，全球只有32例。四胞胎成活的概率要高一些，但也面临着多种疾病的威胁。四兄妹能否安然无恙，目前不能确定。”她说。
新生儿科卢庆晖主任告诉我们：四兄妹属于早产，这是多胎妊娠最直接的后果。而对于四兄妹来讲，成功地与母体分离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从四兄妹的情况看，体重偏低，建立自主呼吸存在困难，暂时还不能脱离呼吸机，罹患各系统疾病、畸形、脑瘫等的概率增加。等着他们的，还会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关。
四兄妹诞生后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，各大媒体每天跟进报道。人们乐观地欣赏着庄严热情的生命舞蹈，关注着人类孕育生命的奇迹。然而，病房却充满了紧张情绪，在保温箱里，四兄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呼吸障碍和其他健康问题，专家们一次又一次地会诊、抢救……一周过去了，其中三兄妹健康状况趋于好转，而老二则掉队了，永远地离开了他们。
自然法则再一次显示了它严厉的一面。壮丽而悲情，一次刀尖上的舞蹈。
二、眼泪是甜的，也是咸的
四兄妹把欢喜带给父亲杨保万的同时，也给他带来了如山的负担。
他在给政府部门的求助信中写到：“面对这突然来到我身边的四个儿女，我们没有感到一点点欣喜，相反，我们觉得这是一场突然的‘灾难’。”
杨保万，一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，在东莞打工十多年了，目前的最高月工资是1100元。医生估计，四兄妹约须住院40天，抢救治疗费20多万元。这也意味着，即使杨保万十多年来不吃不喝，也仅仅只够缴纳四个孩子住院期间一半的费用。这就是杨保万所说的“灾难”。
当然，“灾难”还不仅仅于此。在四川老家，杨保万的双亲均已年过古稀，常年多病，杨保万夫妇还有一个五岁多的女儿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他们都靠着杨保万微薄的薪水生活。
“当初就想着生下他们，我吃什么，他们就吃什么”，妈妈朱晓雪这样说。
这个想法天真吗？是的，多少有一些“不知有汉，遑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的味道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无论在我国城市或农村，父母养活五六个孩子的现象并不少见，尽管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，但计划经济体制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，一个家庭五六个孩子不知不觉中就长大成人了。“一个孩子是养，一窝孩子也是养” ！那时的人们，嘴边常常挂着这句话，很是豪情。
而当下还有人能这样豪情地说话的吗？也许没有了。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社会生活对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相应地，培养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所需的成本也数倍增长。仅从教育而言，以前一个初中毕业生可以成为劳动力队伍中的中坚力量，而现在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。社会的经济生活形态发生了变化，“一个孩子”目标成了大多数人自发的选择，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妇更是坚定地成为丁克一族，还有许多的适龄青年则徘徊在二者之间，拒绝长大，逃避婚姻、逃避家庭、逃避生养。
撇开四胞胎因素而言，在农民工群体中，有多少人同杨保万一样处于相同的经济困境呢？在他们的背后，年迈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又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情景呢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西谚说：“父亲帮助儿子时，两个人都笑了；儿子帮助父亲时，两个人都哭了” ！
杨保万夫妇在忙着照料他们的孩子，他们也许会笑，但更多的是忧愁。
眼泪是甜的，也是咸的。但愿父子会有相视而笑的那一天！
三、医院的道德困境
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写道：“人命至重，贵于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……”
在《大医精诚》中他进一步阐发关于医德的思想：“治病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”，对于病人，“不得问其贫贱富贵”，都要“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”，不避饥渴疲劳，“一心赴救”……
无独有偶，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说道：“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，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，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，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，并不作此项之指导，虽然人请求亦不与之。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，终生执行我职务。我之唯一目的，为病家谋幸福，并检点吾身，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……” 两位不同种族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圣人对于医德的阐述是完全一致的，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体现着睿智思想的震撼力和感召力，笔者深深惊叹于人类思维对于社会事物的认识深度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医学从来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，也从来不单独是一门学问，它承载了太多的人文伦理和道德内涵。治病救人，生命之托，重于泰山！无论是医者自视，还是患者看待医生，医德都是一个堪称神圣的话题，超越道德而含有一定的宗教韵味。
就国内整体现状而言，笔者认为医德已相当程度地跌下了圣坛。医患之间缺乏信任，医患在同一条战壕里对立消耗，极大地损害了医患关系。医生的道德高地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是技术，就如同折翅的天使，再难飞上蓝天。
在杨保万面前，笔者同他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谈话。
“你知道东华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，这么重大的手术，你选择它的理由是什么呢？”
他大致这样回答：我来东莞十多年了，这家医院我还是信得过的。从规模和技术上来说，东华医院在东莞都是数一数二的，所以，我不担心技术上有问题。而且这里的医生和护士，我敢跟他们说话，她们肯倾听病人的意见，有什么要求我都敢提，我知道他们都会认真地对待。你知道，我没钱，但是又不能不住院……
这里可见医患关系的发生基础：信任。笔者曾经论证过医患关系的委托合同法律属性，委托合同的最重要特征，即当事人双方以信任为基础。这个判断看来是正确的。
在深入跟踪四兄妹事件的过程中，笔者却发现，医院方面陷入了道德困境之中。
四兄妹诞生后即送入新生儿科住院治疗，每天所发生的住院费用超过5000元，住院过程医院方面估计需要40天左右的时间，总费用超过20万元。这期间，医院在治疗费用上给与了一些优惠，社会各界人士也热心地给夫妇俩捐钱捐物，但由于杨宝万夫妇生活出现困境，医院多次催缴住院费，杨保万夫妇缴纳4000多元后，面对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，夫妇俩都表示无能为力。
值得寻思的是，在社会各界前来捐款的过程中，有些捐款者对所捐款项用于治疗费表示支持，但有的却不认同，他们认为，医院应该免除他们的全部费用。
对此善意认识，医院领导颇显无奈。一位院领导告诉笔者：以东莞公立医院而言，经营中能做到账面盈利的只有三分之一，而且多是微利。东华医院是民营医院，没有财政拨款，但却有税收负担，相对公立医院而言，处于市场的劣势地位。坦率地讲，医院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，是靠着医院广大员工忘我劳动、辛勤付出换来的。东华医院的业务量很大，在东莞地区名列前茅，这是广大患者信赖医院的结果。至于说到盈利，惭愧得很，也是相当微薄的。“医乃仁术”，医院是见识苦难最多的地方，生病就是苦难，没有钱治病更是苦难。各种各样原因，欠医药费的事情经常发生，医院所能运用的救济手段却相当有限。所以很多情况下，在面对患者的苦难时，医院也陷入了一个茫然的道德上两难的境地。
笔者曾经断言：“在一般医疗诊疗活动（指除外急危重症、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、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等的诊疗活动--笔者注）中，公立医院并无‘救死扶伤’的法定义务”。对此观点，医学界刘友章教授反对，法学界邓成明教授则予以肯定。刘教授认为，此观点颠覆了数千年来医者的职业理想，是对医德的反动。邓教授支持的理由是，就法律手段而言，此观点在调节医患社会关系中的定位是准确的，符合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，是明确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的最合适的分界线，符合法律公平、公正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。
由这个论断推理下去，我们不难意识到：“虽然医院的职业范畴是“救死扶伤”，但“救死扶伤”却不是医院的法定义务。那么“救死扶伤”到底是谁的法定义务呢？笔者的回答是政府，政府是该义务的承担者，但由于政府缺乏“救死扶伤”的技术，它必须要借助医院这个特定的社会行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。
所以对于经济困难难以缴纳治疗费的患者，医院在积极治疗的同时，医院陷入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也是可以想见的。
这样的苦难太多了，如果医院扮演社会慈善家的角色，那么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利益将无从保障，长期而言，医疗行业就会凋敝、甚至消失，最终全社会的健康保障都将无从谈起。
四兄妹的诞生带给了医院道德上的困境。在当下中国，没有哪一家医院能摆脱这个困境的困惑。
四、领养的逻辑瑕疵
四兄妹诞生后，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，朱晓雪坦言，自己和丈夫因为孩子的事情而闹了好几次。“从孩子生活现状考虑，如果实在不能养活的话，就送给别人养，这虽然很残酷，但也是对孩子最好的办法了”，朱晓雪这样说。
但杨保万却有不同的想法。《东莞时报》记者问道：“以你现在的工资，养两个已经是极限了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关心你们的孩子，想领养他们。你为什么拒绝呢？”
杨保万说：“我想过的，在孩子出生前曾经想过，但我舍不得。眼下，我和妻子只希望孩子能健康，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”
对于领养，笔者看出了杨保万夫妇的不同逻辑。应该说，朱晓雪的思想是单纯的，她放弃做母亲的权利，更多的是出于对孩子利益的考虑。杨保万的思想则要复杂得多。
如果以善意的一面来考虑，杨保万不想放弃他做父亲的权利，用他的话来说是“舍不得”，他也不愿意轻易剥夺孩子失去亲身父母养护的权利，虽然孩子的成长环境可能差点，但他更愿意以勇气、智慧和力量去面对如山的困难，他愿意亲自见证这样如山的困难在他面前瓦解、消失，迎来阳光灿烂的那一天。由此考量，他对孩子有着更大的责任感，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男人顶天立地、大慈大悲的人格力量。
倘如鲁迅先生所言，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人性的话，笔者则看出了人性中的瑕疵。四兄妹诞生后，媒体、医院和杨保万本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社会寻求帮助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一些人来到医院，向杨保万夫妇捐款捐物。在杨保万的考量中，如果捐款足够，他也许不会再考虑领养；如果捐款不够，他会把钱财留下，再考虑寄养几个孩子的问题。应该说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，是生存智慧的选择，行为本身不违背法律、不违背道德，但这个智慧的逻辑前提是：四兄妹的生存困境没有得到第一位的重视。
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”，在生存课题上面对这样的道德逻辑，是杨保万个体的悲哀，也是整个文明社会的不幸！
五、错误，不是另一个错误的借口
1942年，著名的《贝弗里奇报告》首次将社会保障权利看作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，提出应该建立一种崭新的、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改革社会。1977年,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了“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”的全球性卫生战略目标，认为:“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”,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增进健康、预防疾病、及时治疗、康复服务等四个方面的主要卫生保健。我国政府多次表示了对该战略目标的承诺。我国《宪法》第14条规定：“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”。第21条规定：“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，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，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国家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,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,保护人民健康”。
这是政府承担“救死扶伤”等社会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。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相对落后的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。
面对杨保万的生存困境，《东莞时报》记者采访杨保万家乡的政府及民政部门，对方均表示，根据杨保万夫妇的情况，他们已属于违反政策的第二胎生育，政府很难伸出援手……
社会保障体现的是人本主义思想，这里的救济对象是四兄妹，而四兄妹是无辜的，其父母的错误不应该牵连到无辜的四兄妹身上。
六、请以生命的名义
人是一类高贵的生物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而且应该保持一种高贵的生活形态。
高贵并不意味着宝马轻裘，如果只有破衣烂衫，但是干净、整齐，仍然不失高贵。
有一个乞丐，他站在城市的街道旁，举着手写“FOR MONEY,FOR JOB”的牌子，他的身份是：两届博士后，三篇论文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。他陷入了生活困境，他在寻求帮助，但他的双腿没有跪在大街上，他保持了做人的尊严。
冯谖在孟尝君那里做舍人,开始是下等人,于是他唱：“食无鱼”！于是有鱼了，他成了三等人；他又唱：“出无车”！于是有车了，他成了二等人；他仍然不满意，又唱：“无以为家”！于是他可以养家了，成了一等人。从此他满意了，不再唱歌了。人们解读冯谖唱歌的意图：是为了引起孟尝君的注意。笔者以为，冯谖之唱歌，是为了尊严，因为他认为他的才能符合做一等人。
就人类而言，尊严在贪婪、痛苦和死亡面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。
在杨保万夫妇那里，在他仅凭一己之力而无法跨越困境时，笔者仿佛听到了高贵和尊严在困境面前的叹息声。
《礼记》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……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
我们的社会，在人力所及的范围，应该携起手来，共建和谐，让每个生命都灿烂地歌唱！
爱心联系电话：0769-22471233
